- 王亚男;闫啸彤;唐晓彬;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首先对中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有效解决中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超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健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建立了涵盖安全稳定、社会公平、绿色发展、多元共治与智慧创新五维度的中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对传统的GPCA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T-GPCA模型动态测度2014—2022年中国9个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采用核密度估计法、Moran指数、地理探测器模型刻画其演变趋势和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整体水平及分维度水平均呈稳定上升态势，提升幅度最大的城市为重庆、成都和天津，改善最为明显的领域为安全稳定及多元共治领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处于领先优势，而重庆、成都、武汉和天津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整体水平仍存较大提升空间；中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经历了先提高后放缓而后大幅提高的过程，且整体上空间集聚效应显著，存在明显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多元共治因子和智慧创新因子是影响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空间差异的最主要因素，且影响趋势在增强。据此提出强化多元共治、完善社会服务、加大创新支持等的政策建议。
2025年04期 v.38;No.206 79-9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63K] [下载次数：266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9 ] - 朱楠;彭丹阳;裴嘉颖;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跃升在继承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颠覆性和关键性技术创新，它的发展除了认可突破式技术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还对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连的上层建筑的调整提出了新要求。公共服务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政治势能与社会动能，对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奠定了制度保障基础。文章在对新质生产力和公共服务的内涵和特征进行解读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公共服务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理。以2012—2022年30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构建新质生产力和公共服务供给指标体系，并在对两者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验证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显著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且存在着空间溢出效应，公共服务供给同时影响本地和毗邻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旧稳定。此外，区域差异调节了公共服务供给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果，沿海和南方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最后立足于公共服务角度提出相应的现实路径，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025年04期 v.38;No.206 95-1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7K] [下载次数：202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20 ] - 包治国;黄荣琴;崔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抓手，旨在完善以共建为基础、共治为核心、共享为目标的社会治理制度，赋予其在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要功能。“枫桥经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经验，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其关口前移、重在预防的危机处置思路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的民族性格——忧患意识；其多元协商、重视讲理的矛盾调解机制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治理智慧——和合善治；其注重家风家教、德教化民的传统教化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伦法则——寓教于治；其重视事理、情理、法理相结合的治理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治精神——礼法相融。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枫桥经验”作为国家基层治理的成功典范，将其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因此，深入探究“枫桥经验”的“中国特色”,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立足预防、加强调节、重在教化、情理并重四位一体的“枫桥模式”的当代转化，将其广泛应用于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实践，意义重大，实效明显。
2025年04期 v.38;No.206 108-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7K] [下载次数：466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8 ]